文書洋
隨著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的深刻變化和科技進步的日新月異，中國經濟正處于關鍵節點，既面臨著一系列內外部挑戰，也孕育著重要的發展機遇。近期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圍繞經濟高質量發展部署了2024年的重點工作。作為國民經濟的血脈、國家核心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金融必定在其中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堅持走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以金融強國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不僅是應對當前經濟形勢的必然要求，更是引領未來經濟發展的戰略選擇。
一、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的偉大成就和理論內涵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不斷奮斗，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偉大成就。伴隨著經濟發展，中國的金融業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早期單一的金融結構，發展到如今多層次、廣覆蓋、有差異的金融體系。黨的十八大以來，金融體系不斷健全，金融市場持續擴大，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不斷提升。在金融機構方面，2023年三季度末，金融業機構總資產達到452.82萬億元，銀行業資產總規模居全球第一，金融機構積極承擔社會責任、服務國家戰略，有效支撐了經濟的持續增長。在金融市場方面，2022年境內上市公司4917家，數量是十年前的兩倍，總市值居全球第二。在金融改革方面，中國推行漸進式金融改革，堅定地守住了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維護了國家安全。在金融開放方面，境外主體持有境內人民幣金融資產比十年前增加了2.4倍，人民幣成功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成為第三大籃子貨幣。回顧歷史，中國金融發展的步伐堅定而有力，走出了屬于自己的中國特色的金融發展之路，有效支持了國家經濟的快速增長和社會各項事業的發展，為世界金融發展提供了“中國方案”、貢獻了“中國智慧”。
中國的金融發展蘊含著深刻的歷史和理論邏輯，深植于馬克思恩格斯的金融思想，又融合了學習和借鑒西方金融發展的經驗。在馬克思之前，人們對金融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貨幣和貿易理論。馬克思從歷史的縱深描述了金融伴隨著社會生產方式轉變而發展的轉變，系統性地歸納了貨幣資本與產業資本的關系，提出了著名的資本循環與積累理論、生息資本理論和自成體系的金融危機理論，這些理論成為后來熊彼特金融創新理論、哈羅德-多馬經濟增長框架的重要基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西方世界的金融行業飛速發展。金融發展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問題引起關注，金融結構和金融深化理論應運而生。但西方經典金融發展理論未能繼承馬克思金融思想的內核，脫離產業、經濟發展和改革次序討論金融發展，不僅導致70到80年代新興市場國家金融自由化運動的挫折，也是本世紀次貸危機引發“大衰退”的根本原因。與西方的金融改革歷程不同，中國金融發展更加注重服務于實體經濟的宗旨，推行漸進式的金融改革，提出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效支持了經濟的平穩快速發展。
二、做好中國金融“五篇大文章”，服務經濟高質量增長
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圍繞高質量發展開展新一年的工作，這不僅是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全面規劃，也與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提出的“五篇大文章”環環緊扣，為金融領域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
首先，科技創新是經濟增長的根本推動力，因而“五篇大文章”以科技金融為首。近年來，人工智能、區塊鏈、大數據等技術的深度融合正掀起全球新一輪產業革命，特別是2023年以來自然語言處理領域的突破，改變了人器交流方式，為新興產業提供了無限可能性。縱觀人類發展史，產業革命總是興起于技術創新，成就于金融創新。馬克思的金融思想強調金融與企業和產業的關系是金融能否有效促進經濟發展的關鍵。伴隨著產業更新迭代，我國將面臨新一輪技術革命和全球產業競爭。新的一年中，中國的金融體系如何在運營和投資決策中更加充分地考慮科技發展趨勢，實現金融資源的提前布局，引領產業升級、以金融創新成就技術創新，是中國金融發展能否有效促進經濟增長的關鍵。
第二，在綠色金融領域，環境和氣候問題不僅是全球經濟發展的“硬約束”，更是當前分歧不斷的世界格局中不可多得的粘合劑和“通用語”。截至2023年三季度末，我國本外幣綠色貸款余額28.58萬億元，綠色金融發展水平已居世界前列。中國的綠色金融發展顯著提升了經濟發展質量，不僅有效引導資金流向綠色低碳領域，也為中國金融機構在國際金融市場中樹立了良好的形象，并開始引領世界其他國家的綠色金融實踐。
第三，在普惠金融方面，服務小微企業、助力低收入群體，能夠促進社會公平，保障勞動力供給和擴大有效需求，進而提升經濟增長的質量，同時也為金融業本身開辟新的市場。近年來，中國的普惠金融發展取得長足進步，金融服務覆蓋率、可得性、滿意度明顯提高，移動支付、數字信貸等業務迅速發展，小微企業、“三農”等領域金融服務水平不斷提升。尤其是中國的農戶小額信貸，以低利率、財政貼息，并配合系統性地幫扶措施的模式推進，有效解決了國際金融反貧困實踐遇到的政府補貼難以為繼，或是實際利率居高不下的問題，走出了自己獨具特色的發展模式。2023年《國務院關于推進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的實施意見》發布，全方位系統性地制定了政策框架和實施路徑，并且更加強調了普惠金融發展過程中的風險管理和金融穩定議題，為以普惠金融發展促進經濟高質量增長提供了堅實的政策基礎和組織保障。
第四，在養老金融方面，人口結構的改變將深刻影響中國經濟的發展模式，未來社會對于養老金融產品和服務的需求將進一步增加，構建適應新人口結構、有效服務銀發經濟的養老金融體系勢在必行。從經濟增長的角度來看，一方面，老年人的多樣化消費和投資需求能否得到滿足，直接關系到經濟總需求；另一方面，老年人“老有所養”“老有所為”，年輕人才能更好地投入工作、養育子女，直接影響勞動供給和經濟增長潛力。發展協調、公平、可持續的現代養老金融體系，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現實需求，更是金融“人民性”的直接體現。近年來，國家推動金融機構積極參與個人養老金制度建設，穩步推進各類商業養老金融業務發展，取得明顯成效。
第五，在數字金融領域，當前金融業越發成為一個集成經濟活動和現代信息技術的綜合服務和管理體系。數字金融在“五篇大文章”中占據獨特的地位。數字技術能夠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交易和處理速度、緩解信息不對稱，從而提升金融的可觸達性，更有效地服務科技、綠色、普惠、養老等具體應用場景，與前述四個方面都有直接關聯。從這一維度來看，數字金融提高了金融服務的效率和覆蓋范圍，能夠提供更快捷、更普及的金融服務，有助于降低金融服務成本，提高金融市場的透明度，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發揮關鍵作用。同時，數字金融的發展也伴隨著來自數據安全、網絡金融犯罪等方面的風險挑戰。數字金融的健康發展要求創新監管手段、提升監管能力，有效識別和預判風險，對監管部門提出了新的要求。
（作者系西南財經大學金融學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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